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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放棄自由經濟了嗎?  
Oct 20, 2006
信報 「大班人語」
鄭經翰


行政長官曾蔭權一句漫不經意的說話,指「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早已多年沒有提及,用「大市場,小政府」來形容政府現時經濟政策的取態,相信更符合現實。這句說話觸動了香港新保守主義者的神經線,紛紛群起而攻之,連本港「自由經濟」論者奉若神明的老祖宗佛利民也按捺不住,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曾蔭權的說法無疑宣告了「香港自由經濟模式」已死。最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易憲容也加入戰團,不但狠批香港開始與市場經濟法則漸行漸遠,也指斥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和交流,多是利益爭取與利益輸送作為。


其實,有關香港「自由經濟」論者對香港經濟發展和政策論述的神話,我過去已多次公開批評,今年六月二日便在本欄以「戮破『自由經濟』論者建構的理論神話」一文,以歷史事實反駁了他們的謬論。香港的成功,因緣際會,由多個社會歷史因素形成,不一而足,不可能完全歸功於所謂殖民地政府的「自由放任」與「積極不干預」政策之上。沒有中國大陸解放後東西雙方兩大陣營冷戰造成的歷史機遇、香港天然的優良海港和地理位置、南來的上海資本和工業技術,以及大量湧入的廉價勞工,戰後政治前路茫茫索性撤手不管卻美其名為實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港英政府,又豈能獨力創造香港的經濟奇蹟?


事實上,「自由放任」與「積極不干預」已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連制度經濟學大師張五常也坦言搞不清楚「積極不干預」與「自由經濟」意何所指,兩者是否可以劃上等號,根本無從反對,也無從贊同,便可見所謂「自由經濟」論者執著曾蔭權不提「積極不干預」便相當於放棄自由經濟政策,是何等無知、無聊和不知所謂了。


今天香港的新保守主義者最喜歡塑造和膜拜的神像,就是已故的前財政司郭伯偉(1961-71),認為他的「自由放任」政策,為本港的經濟奇蹟奠下了基石。主要的原因,相信是將香港成就視為自由經濟典範的佛利民曾經為文品題,令他聲價十倍,而只懂膜拜權威卻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自由經濟」論者,又豈能不趨之若鶩,亦步亦趨?


其實,連佛利民本身對香港的實際歷史發展也不甚了了,他將郭伯偉的「自由放任」政策等同自由經濟政策根本就是美麗的誤會。根據刊登於「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一九八八年三月號佛利民一篇題為「香港的實驗」(The Hong Kong Experiment)的文章,佛利民先後於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三年到訪香港,印象中,當時的香港只是一個貧瘠小島,人均收入只及英國的四分之一左右,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時,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幾乎與美國相約。佛利民還提及在六三年會見郭伯偉時,後者甚至表示拒絕收集經濟數據,以免成為官員提出計劃干預的借口。單憑這些浮光掠影的比較,佛利民便得出結論,香港是自由經濟成功的典範,完全歸功於郭伯偉的「自由放任」及其後來追隨者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佛利民將兩者等同起來),成就在混合經濟美國和社會主義經濟英國及以色列之上。


但佛利民真的知道「自由放任」時期的香港之真實社會情況嗎?恐怕未必。不過,戰後出生和移民香港的一代,如今已經五十開外並大多已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香港人,誰也不會忘懷那段艱苦歲月。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殖民地政府除了以流氓探長維持社會治安和最基本的社會設施外,基本甚麼也不做,港人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滅。居住環境惡劣固然不在話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完全欠奉,貪污賄賂大行其道,最發達的行業是黃賭毒,地下經濟橫行,法治徒具虛文。那個時候,所有主要經濟活動都由英資壟斷,社會全無保障,與其說是「自由放任」,倒不如說是官商勾結更符合事實。這樣子的「自由放任」政策下的自由經濟,相信不是佛利民推崇的理想國度吧?


香港真正的經濟起飛其實始於七十年代,而當時正是厲行新政的麥理浩大展拳腳的時代,政府支出大幅增長,房屋、教育、基建、醫療和社會福利都有長足發展,海底隧道和地鐵也在這個時候興建, 為本港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繁榮,奠下堅實的基礎。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雖然對郭伯偉推崇備至,也不得不巧立名目,以「積極不干預」解釋政府的新經濟政策,合理化政府的龐大開支,可見「自由放任」與「積極不干預」根本就是兩回事,混為一談,學術上不免有點不夠嚴謹吧?


其實,張五常的說法才最公道。政府的存在不可能對社會經濟毫無貢獻,政府做甚麼,嚴格來說,都是干預市場。市場存在的原因,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政府一如公司,代替市場也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因此,問題不是政府應否干預市場,而是怎樣的干預才能發揮最大經濟效用。關鍵的地方是私有產權的保障,只要確保私有產權,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又可節省交易或社會費用,那麼積極干預也好,不干預亦罷,根本不成問題。


回歸以後,金融風暴令本港經濟大幅倒退,百業蕭條,沙士爆發進一步使本港經濟跌至谷低,市場明顯失效,政府不得不發揮積極作用,恢復經濟活力。不錯,中央對港實施的自由行和CEPA優惠政策,的確為本港經濟重新注入動力,但本港經濟可以迅速反彈,至今幾近全面復甦,最新失業率跌至4.7%,總就業人口高達三百五十萬,實全賴本港自由市場經濟靈活應變所致。故此,本港的自由經濟不但沒有失色,反而在市場重返正常軌跡下更上層樓,再展光芒。


易憲容自己也承認中央政府政策立竿見影,但他把本港政府為配合中央政府的十一五規劃而展開經濟高峰會議,重新釐定和落實本港的經濟角色,視為「利益爭取」與「利益輸送」,便不僅不公道,也不符事實。根據十一五規劃,中央也把香港定位為金融、貨運和商易中心,香港加強這幾方面的優勢,不僅有利國家發展,也是本港經濟未來發展的新路向,可說是一家便宜兩家著的雙贏局面。


以金融中心為例,沒有香港完善的金融基建、法治制度、發達資訊流通、資本市場規模,內地企業可以每年在港上市集資近二千億元嗎?同樣,隨著內地開放改革,沒有本港企業紛紛北上,資金源源不絕投入,也不可能締造中國大陸今日遍地開花的經濟繁榮。難道香港與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來的交往,不是從市場規則的確立入手,而是利益爭取與利益輸送的作為嗎?


老實說,易憲容的所謂見解,港人大多不以為然,如果傳媒不是為了針對曾蔭權,對人不對事,相信根本不會引起討論,


說到底,中港經濟一體化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香港與內地都各自有著自己的優勢,理應互補,各盡所長,各取其利,根本不存在誰優惠誰的問題。自由經濟是本港的成功經驗,只要私有產權可以確保,自由與法治基礎穩固,政府的干預有利節省交易和社會費用,而不是各種壓力團體包括資本家在內尋租活動的結果,又何須為定義含糊的「積極不干預」一詞吵吵鬧鬧,爭拗不休,「大市場,小政府」不是更精簡扼要傳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