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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pr, 2009
信報 「大班人語」
鄭經翰
今年是六四的二十周年，二十年前驚心動魄的歷史場面，不少港人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未敢忘懷。不過，對於八九年以後才出世的Y世代和Z世代來說，畢竟沒有親身感受，缺乏感性認識，如果又沒有從報刊和書本上追尋歷史真相，自然沒有深刻認識，甚至有所偏差，感情上相對地冷淡得多，不難明白。
正因如此，支聯會近年紀念六四的工作重點，也著重教育年青的一代，培育接班人，希望六四的愛國民主精神可以薪火相傳，永恆不熄。但支聯會細水長流的宣傳工作，怎也不及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言行帶來的風波更具宣傳效用，在煽色腥傳媒的鼓動下，陳一諤事件在校園內不但引起同學們廣泛爭議，出現平反六四公投，更演變成為罷免行動，有同學通過民主程序，要求陳一諤下台。
事物永遠一分為二，不一定非黑即白。我們儘管不同意陳一諤的言論，甚至可以指摘他詆譭六四學生領袖的說法以偏蓋全，混淆視聽，表面貌似客觀公正，實質卻為鎮壓學生運動的強權開脫歷史責任，卻不能不承認如果沒有陳一諤站出來說反話，今年的六四可能沒有話題，校園紀念六四的氣氛更趨平淡。最低限度，陳一諤重新引起社會特別是年青學生對六四歷史的關注，引起討論，說不定甚至可以重燃校園內沉寂已久的學運熱情，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可說是功不可沒哩。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大學生更是社會先鋒，沒有思想包袱，感覺敏銳，往往可以走在社會的前頭。八九年中國開放改革十年，走至瓶頸，社會矛盾錯綜複雜，年初已是山雨欲來，終因胡耀邦的猝然離世而激發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反貪反腐和政治民主改革，結果掀起一場翻天覆地的愛國民主運動。香港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也是由學聯在遮打花園集會掀起序幕，可見每在歷史關鍵時刻，學生都能扮演先鋒的角色，推動社會和歷史前進。因此，我們應該珍惜學生、愛護學生、鼓勵他們關心社會國家大事，但更重要的是，就是尊重他們的獨立自主，任由他們自由發展，走出自己的道路來。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校園內思想百花齊放，學生運動有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傾向以至路線鬥爭，正常不過，毋須大驚小怪。過去在火紅年代，活躍學運份子大多思想反叛，喜歡挑戰權威，因此左傾激進是主流趨向。九十年代以後新保守主義風靡全球，右傾保守是當道意識形態，大學生也以崇尚自由經濟和維護建制居多。所以，所謂三十歲以前不左傾是沒用，三十歲之後還左傾是幼稚的說法，也有時代的局限性，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自詡讀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就可以免役，不受左傾思潮影響的人，只是一家之言，少年讀遍自由保守經典著作也激進左傾者，一樣大有人在。總之，學生運動自有其發展和運動邏輯，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特性。作為大學教育有機的一部分，我們毋寧鼓勵學生多參與運動，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那怕是錯誤荒謬的思想，也不應打壓他們的言論自由，務必上綱上線、鬥垮鬥臭，非把異見份子拉下馬不可，決不罷休。
近期有傳媒就著陳一諤事件大事貶斥當事人，不惜長期以大量篇幅渲染，甚至以鼓動的報道手法明示暗籲大學同學應該群起圍攻陳一諤，教唆大家罷免他港大學生會會長一職，就是典型的例案，令人看後大不以為然，不吐不快。這種公然開動傳媒機器以打擊政治傾向不同的個別學生，尋且干預學運的發展，試問又與當年左派滲透大專校園，企圖影響學運的路向，又有何分別？如果有關傳媒認定中聯辦或左派是陳一諤的幕後黑手，就拿出證據來，以事實證明陳一諤與中聯辦和左派的關係。如果只是因為人家的六四言論不中聽便大事圍剿，開動輿論機器抨擊，豈非是以言入罪，又與黨同異伐何異？
我無意為陳一諤說項，只是認為該歸上帝的歸上帝、該歸凱撒的歸凱撒，大學生們的思想鬥爭和路線爭拗，就由他們自決好了，不必越俎代庖。嘩眾取寵的煽色腥傳媒，更不應以常見的鼓動手法，即所謂advocate journalism，製造新聞，炮製輿論，企圖影響學運的路向。因為如果不是學生自動自覺通過爭議而尋找自己的出路，那也不是真正的覺醒，即使陳一諤被罷免下台，也不是光采的行徑(noble act)，實際政治意義不大。
大學是追尋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愈辯愈明，即使一時一刻可以出現偏差，烏雲密佈，只要保持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終有一天可以辯個明白。當年火紅的年代學界也曾出現過學運路線之爭，有所謂親共愛國的國粹派和堅持社會鬥爭的社會派之別，結果前者當道，風靡一時，但最後還不是隨著四人幫的倒台而煙消雲散？六四的歷史功過是大是大非問題，同學願意爭辯，總比不聞不問為佳。不管陳一諤的個人政治立場及動機為何，由他掀起校園內外的六四大辯論，已產生了正面的效果，帶動社會整體再度面對歷史，反思中國。歷史洪流浩浩蕩蕩，前進步伐不會因個別人士的認識偏差而停頓下來，大學生還是在人生學習的初步階段，就讓他們在大風大浪中鍛鍊成長吧。大人不管小孩事，成年人世界最好袖手旁觀，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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